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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纵浪大化，不忧不惧(3/5)

们是真糊涂，但并不自觉。

他们是幸福的，愉快的，愿老天爷再向他们降福。

至于假糊涂或装糊涂，则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最为典型。

郑板桥一流的人物是一点也不糊涂的。

但是现实的情况又迫使他们非假糊涂或装糊涂不行。

他们是痛苦的。

我祈祷老天爷赐给他们一点真糊涂。

谈到潇洒一点的问题，首先必须对这个词儿进行一点解释。

这个词儿圆融无碍，谁一看就懂，再一追问就糊涂。

给这样一个词儿下定义，是超出我的能力的。

还是查一下词典好。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神情、举止、风貌等）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束。

”看了这个解释，我吓了一跳。

什么“神情”，什么“风貌”，又是什么“韵致”，全是些抽象的东西，让人无法把握。

这怎么能同我平常理解和使用的“潇洒”挂上钩呢？我是主张模糊语言的，现在就让“潇洒”这个词儿模糊一下吧。

我想到中国六朝时代一些当时名士的举动，特别是《世说新语》等书所记载的，比如刘伶的“死便埋我”，什么“雪夜访戴”，等等，应该算是“潇洒”吧。

可我立刻又想到，这些名士，表面上潇洒，实际上心中如焚，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脑袋。

有的还终于逃不过去，嵇康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写到这里，我的思维活动又逼迫我把“潇洒”，也像“糊涂”一样，分为两类：一真一假。

六朝人的潇洒是装出来的，因而是假的。

这些事情已经俱往矣，不大容易了解清楚。

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教授（姑隐其名）总想充当一下名士，潇洒一番。

冬天，他穿上锦缎棉袍，下面穿的是锦缎棉裤，用两条彩色丝带把棉裤紧紧地系在腿的下部。

头上头发也故意不梳得油光发亮。

他就这样飘飘然走进课堂，顾影自怜，大概十分满意。

在学生们眼中，他这种矫揉造作的潇洒，却是丑态可掬，辜负了他一番苦心。

同这位教授唱对台戏的——当然不是有意的——是俞平伯先生。

有一天，平伯先生把脑袋剃了个精光，高视阔步，昂然从城内的住处出来，走进了清华园。

园中几千人中这是唯一的一个精光的脑袋，见者无不骇怪，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而平伯先生则全然置之不理，照样登上讲台，高声朗诵宋代名词，摇头晃脑，怡然自得。

朗诵完了，连声高呼：“好！好！就是好！”此外再没有别的话说。

古人说：“是真名士自风流。

”同那位教英文的教授一比，谁是真风流，谁是假风流；谁是真潇洒，谁是假潇洒，昭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个小例子，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只不过是想辨真伪而已。

为什么人们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呢？我个人觉得，这能提高人们的和为贵的精神，大大地有利于安定团结。

写到这里，这一篇短文可以说是已经写完了。

但是，我还想加上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当前，我国举国上下，争分夺秒，奋发图强，巩固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经济，期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建成名副其实的小康社会。

哪里容得半点糊涂、半点潇洒！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行动的。

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有张无弛不行，有弛无张也不行。

张弛结合，斯乃正道。

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

真理愈辨愈明吗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辨愈明。

”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涂。

我在大学时曾专修过一门课“西洋哲学史”。

后来又读过几本《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

我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或多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有如大自然中的树叶，没有哪几个是绝对一样的。

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样子。

在人世间，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学说。

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真理。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创造了多少理论和术语。

表面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然而哲学家们赋予这些字的涵义却不相同。

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

文章开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韩愈大概认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

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然而，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现，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哲学家们辨（分辨）过没有呢？他们辩（辩论）过没有呢？他们既“辨”又“辩”。

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让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我顺手举两个中国过去辨和辩的例子。

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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