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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灵魂独立，不畏孤寂(2/5)

平。

苏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他是把悲和欢、离和合并提。

然而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

”这是深有体会之言。

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我常常暗自胡思乱想：造物主这玩意儿（用《水浒》的词儿，应该说是“这话儿”）真是非常有意思。

他（她？它？）既严肃，又油滑；既慈悲，又残忍。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话真说到了点子上。

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

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

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因此，我必须给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儿大唱赞歌。

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圣人、贤人、哲人、诗人、阔人、猛人、这人、那人，能有这样的本领呢？ 我还必须给“忘”大唱赞歌。

试问：如果人人一点都不忘，我们的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遗憾的是，我现在尽管在“忘”的方面已经建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学派，可是自谓在这方面仍是钝根。

真要想达到我那位画家朋友的水平，仍须努力。

如果想达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个笑话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并没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总会达到的。

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傻瓜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结论提到前面明确地摆出来，然后再条分缕析地加以论证。

这有点违反胡适之先生的“科学方法”。

他认为，这样做是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首倡的演绎法，是不科学的。

科学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师杜威的归纳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结论，而是根据事实，用“小心地求证”的办法，去搜求证据，然后才提出结论。

我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违反“归纳法”。

我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与体会，阅尽了芸芸众生的种种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后，才提出了这样的结论。

为了凸现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面来说。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有一些人往往以为自己最聪明，他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锱铢必较，斤两必争。

如果用正面手段，表面上的手段达不到目的的话，则也会用些负面的手段，暗藏的手段，来蒙骗别人，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有的人真能暂时得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大大地辉煌了一阵，然后被人识破，由座上客一变而为阶下囚。

有的人当时就能丢人现眼。

《红楼梦》中有两句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话真说得又生动，又真实。

我决不是说，世界上人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从中国到外国，从古代到现代，这样的例子还算少吗？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人都把别人当成了傻瓜。

我们中国有几句尽人皆知的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这真是见道之言。

把别人当傻瓜的人，归根结底，会自食其果。

古代的统治者对这个道理似懂非懂。

他们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想把老百姓当傻瓜，但又很不放心，于是派人到民间去采风，采来了不少政治讽刺歌谣。

杨震是聪明人，对向他行贿者讲出了“四知”。

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会有一个第五知：人知。

他是不把别人当作傻瓜的，还是老百姓最聪明。

他们中的聪明人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他们不把别人当傻瓜。

可惜把别人当傻瓜的现象，自古亦然，于今尤烈。

救之之道只有一条：不自作聪明，不把别人当傻瓜，从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

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全社会就都是聪明人，没有傻瓜，全社会也就会安定团结。

1997年3月11日 隔膜 鲁迅先生曾写过关于“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

鲁迅的“隔膜”，同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词儿的含义不完全一样。

我们平常所谓“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

鲁迅的“隔膜”是单方面地以主观愿望或猜度去了解对方，去要求对方。

这样做，鲜有不碰钉子者。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见。

即使有人想“颂圣”，如果隔膜，也难免撞在龙犄角上，一命呜呼。

最近读到韩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期），其中有几句话： 对此，从种族性格上斥责突厥“反复无常”，其出发点是中国理想主义感情性的“义”观念。

国内伦理观念与国际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反复出现，深值反思。

这实在是见道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隔膜”。

记得当年在大学读书时，适值“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军入寇东北。

当时中国军队实行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同时又派大员赴日内瓦国联（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控诉，要求国联伸张正义。

当时我还属于隔膜党，义愤填膺，等待着国际伸出正义之手。

结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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