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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易暄依然不看我，将碗筷叠在一起放进水池后，就回了自己房间。

那是我们关系最差的一年。

我逢年过节都会给他发祝福语，我们都不善于表达，这是我示好的方式。

那张被我存放在家中的1963年的老唱片不见了，我将它当做话端，池易暄终于回复了我，闪动的消息框里只有两个字： 扔了。

扔了我的唱片，他开始偶尔回我的消息，大多是当家里有求于他时，比如为我找实习一事。

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年，我从未在池易暄面前提过白炀的名字。

池易暄除了第一年没有回家，之后每年放假都会找机会回来，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不应该成为他与家人间的路障。

饭桌上坐到一起，他不再回避我，他知道妈妈希望我们破冰，于是和我在餐桌上扮演兄友弟恭。

下了餐桌，我去找他，他会冲我微微扬起嘴角，我很讨厌他那样笑，仿佛我是一个在糖果店前撒泼打滚的小孩，而他知道这一招不管用，看似微笑对我，实则满眼讥讽。

就像奢侈品店里对待穷顾客时的销售员，趾高气昂，却又迫不得已需要正眼相待。

池易暄对我就是那种态度：迫不得已正眼相待。

不过我与他不是顾客与售货员的关系，他不需要维持这种体面，他将手握在门把上，客厅里妈妈和池岩听不见他的声音，只有我能听见他清晰的发音： “滚蛋。

” 我以为他恨我恨得要死，得益于韩晓昀那通电话，现在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我哥没有那么讨厌我----他可能还是讨厌，但是碍于池岩和我妈的面子，迫不得已要照顾我，这是一种进步。

因此就不想再找他不痛快了，我乐得去贴他的冷屁股，伸手不打笑脸人，最好让他舍不得揍我。

辞职第二天，我拨通了黄老板的电话，告诉他我说服家里人了，现在可以回去继续工作。

起初他半信半疑，但我向他拍胸脯保证：都什么年代了，我的目标就是消除偏见，再和CICI一起做好做大。

一番胡说八道打消了黄老板的疑虑，他让我当晚就回去上班。

池易暄公寓就在市中心，我不再需要花两个小时通勤，晚饭过后走路过去就行。

韩晓昀对我的归来很高兴，虽然他骂我和我哥都是人精。

我和池易暄的作息截然不同，池易暄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九点回来，而我晚上六点出门，凌晨七点回家睡觉。

我们的生物钟基本错开，平时根本见不到对方。

我一周上六天班，一般周末两天都得去（因为人流量高）。

周一人最少，所以那天一般都在家休息，一周中我只有这一天有机会见到池易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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