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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二） 作者钱穆(2/5)

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

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监察官，应分台谏两种。

台是指的御史台。

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

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

这一制度，到宋代又变了。

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

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

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

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

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变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

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

于是御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

谏官本是以言为值，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

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

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

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

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

否则怎叫谏官，怎算尽职呢？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

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

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

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

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

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擎肘。

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

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

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还是些人事，而非属于制度。

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

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

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

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后来皇帝读了书，懂得历史，懂得政治，社会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

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

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互相水火。

而当时的谏官，又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

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

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

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

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去，去了名更大。

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张，继续反对。

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

这一制度，这一风气，实在是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求去。

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

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局面。

连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

只要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

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

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

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

最低一级仍是县。

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

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

这些勋臣武官，也在长期混乱中厌倦了，觉悟了，不再争持。

他们仅拥一官号，中央替他们在首都供给了大的宅第，丰厚的俸禄，叫他们安住下来。

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

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则是一位文臣了。

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

这些知州知府，本来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

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而暂去管某州某府的事。

严格说来，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度。

但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正式官名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

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岂不更不合理吗？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

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

这在唐代已讲过。

到宋代又变了。

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

“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

“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

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

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

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

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

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

平常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

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

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

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

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二、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细节虽有出入，我们可以略去不讲。

但宋代科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

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是有许多是门第子弟。

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已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

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

他们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

门第教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

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

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

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其次，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

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

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

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

甚至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

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

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

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

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

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

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

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

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门首长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

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

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

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时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

但因政府积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

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

第一是想把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是最关重要的。

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

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

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

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这是不错的。

但此非咄嗟可望。

第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

这一层用意亦甚是。

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

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

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

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

由于上述，可见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

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

惟无论如何，考诗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

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姑息之余地。

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真如宝器抛掷泥土，重新捡起。

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

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

今天再来推行考试制，是另外一会事，总像不愿与历史传统下的考试制度发生关系般。

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

惜乎我们这一番讲演，对此制度也不能再单独地详说了。

三、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

只讲一点较重要的。

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

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

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

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

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

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

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

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

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

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

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抑就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

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

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

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

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

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

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

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

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

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

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

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

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

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

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

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

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

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

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

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

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

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

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

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

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

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

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

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

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

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

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

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

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

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土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

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

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

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

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

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

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

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

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

此种转变，极不合理。

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

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

因此禁军比较像样。

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

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

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

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

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

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

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

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

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

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

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

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

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

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

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

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

养病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

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

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

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

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

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

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

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

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

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

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

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

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

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

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

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

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

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

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

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

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

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

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

《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

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

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

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

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

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

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

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

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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