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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2/5)

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

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

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

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

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

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

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

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

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

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

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

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

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

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

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

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

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

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

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

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

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

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

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

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

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

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

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

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

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

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

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

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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