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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4/5)

白处。

图四·8嘉兴县的黄册底稿示意图 从读者角度来看，这实在是粗制滥造，可对研究者来说，却是个大惊喜。

因为这批旧纸，正是黄册的“清册供单”——这个接下来会细说，上面详细记录了嘉兴一些人家的黄册登记状况。

从这份黄册底稿能看到，黄册的主要内容和户帖差不多，每户人家有几口人、籍贯、性别、年纪、与户主的关系、事产多少等等。

其中也有几个奇怪的术语，比如“旧管”“开除”什么的。

这个地方，就是户帖和黄册的第二个决定性不同。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

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所以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举个例子吧，比如前面那个王阿寿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黄册登记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还有一位祖母。

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黄册要重新登记了。

官府户房小吏跑来他家里，先调阅成化八年的旧档，写下“旧管”数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询问了一下，得知王阿寿的媳妇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便开列了“新收”一项的数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寿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卖了三分地给邻居。

这些都属于减少，于是小吏又开列了“开除”一项：人口减一口，田地减三分。

一番加减之后，小吏最终写下了“实在”一项：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寿家最终落实在档案上的数字。

等到下一个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届的“实在”，就变成了这一届的“旧管”，再进行新一轮的加减，如此循环往复。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四柱之法”，本来在湖州小黄册里是没有的。

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朝廷发现监控力度不够，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创始人——刑部尚书开济叫过来，问他怎么办。

开济稍动脑筋，回答道：“以新收次旧管，则清矣。

”一句话，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质。

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期数字改了？可官府调出你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

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数字，都和前后两期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动一处，则牵连全体。

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控制力度空前强大。

这招太狠，一经推行，从此“人户以籍为定”，老百姓再也翻腾不出什么浪花。

顺便说一句，开济这个人，实在是个国初管理方面的天才。

除了里甲制和黄册四柱之外，他还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员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制度，给每个部委的文书处理都定下一个程限，根据完成情况来评判功罪。

结果“数月间，滞牍一清”，大得朱元璋褒奖。

从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赋、诉讼、河渠工程之类的大型项目，朱元璋都把开济叫过来咨询。

而开济也没让他失望，“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可谓是明初管理学第一人。

不过开济这个人，算是酷吏，曾拟定过一部反诈伪法，极其严苛细致，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说你这是张密网以罗民啊。

开济本身的性格有问题，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从来都不受同事待见，其他官员逮到机会就拼命黑他。

有一次，开济牵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机上书，说这家伙每次都是带两份相反的奏章觐见，听天子口气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递，以此邀宠。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听你连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给弃市了。

带两份奏章上朝这种事，不是开济这种脑子，还真想不出来。

咱们说回黄册。

黄册里面，其实还隐藏着第三个细节。

黄册里会记录一户的土地状况，比如王阿寿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从官府租的地，还有五分自家的民田——这和户帖是一样的，只记面积，不写田地位置、形状和肥瘠程度。

不过黄册比户帖多了一项税赋记录，田地下面，夏税多少、秋粮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们说了，朱元璋怕步子迈太大，所以推行户帖时，并没有顺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黄册里多了土地税赋一项，说明朝廷终于要开始啃最艰难的一根骨头了。

当年形势不稳，土地清查必须缓行。

此时的局势，已经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

有了里甲制和黄册保驾护航，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空前，可以开始搞鱼鳞图册了。

《明史·食货志》里记载：“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

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时间。

洪武二十年开始造鱼鳞图册，这距离黄册正式编成已经过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这么低？ 其实这赖《明史·食货志》说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项持续时间很长的工作，不可能一纸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结果，前期有大量准备工作。

黄册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顺畅，是因为户帖制铺垫了足足十年。

同样道理，洪武二十年开造鱼鳞图册，也不是突然之举。

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积极筹备。

明代的鱼鳞图册是记录一块块田地的档案，档案包括每一块地的所属、方位、面积、形状等基本信息，还要写明地形、四至、肥瘠种类等等。

如果土地涉及买卖分割，还要填写分庄。

如有佃户耕种，亦要一一标明。

旁边附有档案编号和地内桥梁、山川、河流等情况。

这还只是一户的信息。

十户的鱼鳞图册要合成一份甲合图，十一份甲合图再合成一里之总图，一乡的若干里总图汇聚在一起，交给县里。

县里再一次合图汇总，上交州、府乃至户部。

可见打造鱼鳞图册的繁剧程度在户帖和黄册之上，绝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经界。

”足以证明，鱼鳞图册的准备工作，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间，从未停歇过。

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鱼鳞图册，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图四·9鱼鳞图册示意图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主持者。

此人叫武淳，头衔是国子生。

国子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

国子学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学府，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

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

洪武十四年，他在鸡鸣山下设立国子学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国子监。

大家应该还记得，洪武初年，朱元璋无法推行鱼鳞图册的原因之一是专业人才匮乏。

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子学的培训，将其当成政务储备人才的培训基地。

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

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

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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