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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4/5)

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南京织造恰好账上没钱，特来借黄册库的银子周转。

这可真是太“巧”了。

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多一点，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

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

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

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

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对漕运的竹木收税。

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

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会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

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

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

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抽分厂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

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

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

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

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

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

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

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

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

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

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

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

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

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

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

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

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

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

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

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

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

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

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

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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