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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2)(3/4)

，也无从想象变化。

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

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

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

在西方，工业革命最初发生在英国，它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本章在前面提到《吕氏春秋》关于商人的那些话，对于海洋国家的人也可以那样说，不过要把说他们心肠坏、诡计多，换成说他们很精细、很聪明。

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 以希腊、英国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为一方，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另一方，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若要举出证据，加以证明，那就超出了本章范围。

但是希腊、英国的地理和经济条件都与中国的完全不同，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一个反证，从反面证明我在本章内关于中国历史的论点。

中国哲学中不变的和可变的成分 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四海之内”了。

它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

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

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

有一个问题有待于提出：既然中国哲学与中国人的经济条件联系如此密切，那么中国哲学所说的东西，是不是只适用于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呢？ 回答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有一部分只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具有价值，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

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长远的价值。

我很费踌躇，要不要说它是绝对真理，因为要确定什么是绝对真理，这个任务太大，任何人也不能担当，还是留给上帝独自担当吧，如果真有一个上帝的话。

让我们从希腊哲学举个例子。

亚里士多德论证奴隶制度合理，这只能看做是相对于希腊生活的经济条件的理论。

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哲学中就没有不相对的东西了。

中国思想同样是如此。

一旦中国工业化了，旧的家族制度势必废除，儒家论证它合理的理论也要随之废除。

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儒家的社会哲学中就没有不相对的东西了。

这个道理就在于，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固然不同，但是两者都属于我们称之为“社会”的一般范畴。

凡是希腊社会或中国社会的理论说明，因此也就有一部分是“社会一般”的说明。

虽然它们之中有些东西是专门属于希腊或中国社会本身的，但是也一定有些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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