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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2)(4/4)

的《清史》，写法就可能完全不同。

可是我在此要讲的，是传统的观点。

就传统的观点而论，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样，都是“正统”。

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

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

中国人历来不得不同匈奴等非华夏人搏斗，对于这件事，中国人历来觉得，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同夷狄搏斗，正如有时候不得不同禽兽搏斗。

他们觉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国分享天下，正如美国人觉得红印第安人不配同他们分享美洲。

由于中国人不大强调种族区别，结果就造成公元3世纪、4世纪期间允许各种外族自由移入中国。

这种移入现在叫做“向内殖民”，是六朝政治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从超等民族的观点批评的正是这种“向内殖民”。

佛教的输入似乎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除了中国人也还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过在传统上对印度有两种看法。

反对佛教的中国人相信印度人不过是另一种夷狄。

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则认为印度是“西方净土”。

他们对印度的称赞，是作为超世间的世界来称赞。

所以佛教的输入，尽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也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自以为是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于有这些看法，所以中国人在16世纪、17世纪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就认为他们也是与以前的夷狄一样的夷狄，称他们为夷。

因此中国人并不感到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战中吃了败仗也是如此。

可是一发现欧洲人具有的文明虽与中国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这就开始不安了。

情况的新奇之处不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人的人群，而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有与此相似的情况，当时的各国虽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战。

中国人现在感觉到是历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读一读19世纪的大臣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的文章，更能够证实他们对于西方冲击的感受，的确是如此。

这个注试图说明他们如此感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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