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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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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

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

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

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

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

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

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

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

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

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

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

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

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

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

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

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

《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

《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

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

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

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公元3世纪、4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

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

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

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

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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